中国人放鞭炮的年头儿，不比一些国家的历史短，中国人很早就把竹子扔进火里，为的是听那砰啪的响。据传为东方朔写的《神异经》里说，“燃竹而爆”是为了赶走山魈，和壮胆子有关。后来方士们炼丹歪打正着弄出了火药，于是火药装进了竹筒，叫爆竹。北宋时，人们开始用卷纸代替竹子包裹火药，是为鞭炮的现代形态，并因形状改叫炮仗—仗字通杖，再往后又改为鞭炮，喻其点燃后类似甩鞭子的声响。放这样的鞭炮，少说也有一千年了。

　　中国人放鞭炮的学问极有讲究，从时间上说，一年四季并没有固定的限制。从目的上说，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买卖开张庙会开市许愿还愿捉鬼驱妖都得放，甚至对门街坊不顺序，买卖铺子谁瞅谁别扭，也得拴上面镜子点两挂炮仗。当然，放鞭炮最集中的时间非春节莫属，据说春节期间鞭炮使用量至少是全年的一半。

　　北京人老礼儿老面儿真讲究穷讲究特别地多，清朝百一居士在笔记小说《壶天录》里说：“京师人烟稠密，甲于天下。富家竞购千竿爆竹，付之一炬，贫乏家即谋食维艰，索逋孔亟，亦必爆响数声，香焚一炷；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此习尚类然也。”也就是说，不论贵贱贫富，北京人过年没有不放鞭炮的，在乎的程度。老舍《正红旗下》里那段腊月二十三放炮仗的传神描写足以佐证：“老爷儿俩都脱了长袍。老头儿换上一件旧狐皮马褂，不系纽扣，而用一条旧布褡包松拢着，十分潇洒。大姐夫呢，年轻火力壮，只穿着小棉袄，直打喷嚏，而连说不冷。鞭声先起，清脆紧张，一会儿便火花急溅，响成一片。儿子放单响的麻雷子，父亲放双响的二踢脚，间隔停匀，有板有眼：噼啪噼啪，咚；噼啪噼啪，咚—当！这样放完一阵，父子相视微笑，都觉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理应得到四邻的热情夸赞。”

　　老人们说，旧时北京一进腊月就有花炮市，茶叶铺、杂货铺甚至干货铺子也能代卖，即使破四旧那些年，鞭炮仍是北京人年货中重要的内容。腊月中旬到大年三十，卖花炮的柜台或摊子前总有顾客，其中不少是半大不小的男孩子，他们会用自己攒的零钱买些鞭炮，故老北京有“糖瓜祭灶，新年来到，丫头要花，小子要炮”的说法。

　　早年间，腊八就有放鞭炮的了，但正经时候要从祭灶开始，至于东一声西一响，是孩子们玩，与过年的正事儿无关。孩子玩心大，老觉着手里的鞭炮数量不足，也就不愿意整挂点燃，到手的鞭炮差不多全拆开以便一个个地放。

　　据说，过年放鞭炮的时间是有规矩的，可也没那么严格，多是三十晚上、子夜时分和初一一大早。那几个时间段炮声哗哗地连成片，在屋里说话都得放大了嗓门。我家隔壁那山东老头就很讲究放炮仗的规矩，三十熬夜时，媳妇和儿子包饺子，他就躺在床上冲盹儿或抽烟，却不忘一会儿叫儿子出去点一挂，还念叨着该请什么什么神了，一宿得折腾多少回。老头曾给我仔细讲解过什么时辰送神什么时辰接神，乱七八糟的没记住。

　　旧时正月十五晚上商家要放焰火，有一定实力的店铺会在自家门前空地上提前搭好架子，挂上大型烟花，贴上“定于今晚燃放花盒烟火共庆上元同乐春宵”之类的欢迎词。我父母那代人还记得，旧时鼓楼到后门桥沿街两侧不少商铺都会燃放花盒子和太平花炮，有的还要挂花灯烧火判儿。虽是做广告招揽生意，却增添了节日气氛，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花炮本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到了工业和商业主打的年代，自然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在居民密集的城市，污染空气、制造噪音和纸屑杂物以及可能引起火灾或人身伤害，使这种习俗越来越受指责，在各方面的呼吁下，北京在一九九三年底发布了禁放令。积习虽然难改，可绝大多数人都守规矩，加上过年前大批外来人员返乡，北京白天不堵车不排队不吵闹，晚上更是出奇的清净，让人恍惚穿越回了几十年前。

　　老北京人好热闹，对不少人来说，春节不让放炮仗简直地受不了，就只能跑到郊区，帮着农家院的主人接神送神欢度新春了。二零零六年春节，北京市将实行了十二年的禁放令改成了五环路以内有限制燃放。解禁当年，城区不少人疯一样地购买和燃放，甚至跑到外地采购便宜货，结果是那两年北京很时髦礼花弹和各种威力奇大的玩意儿，因此造成的事故据说也有所增加，但北京的春节也确实又热闹了几年。我住的楼前有块空地，解禁后每年除夕到元宵的晚上都有不少放花炮的，开始几年，掀开轿车后盖一箱箱往下搬了放的并不在少数，可这两年越来越少。里面的原因，一是北京人深受雾霾的祸害，不少人觉着，少放点花炮换来干净的空气，划算；另一方面，现在花炮的质量虽好可价钱也贵，又不是生活必需品，过过瘾就得，买多买少放多放少其实差不了多少事，就是买得再多，现而今放起来，大约也找不着小时候那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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