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民，新华社高级记者。1947年生于辽宁省铁岭县，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9年南极探险荣立二等功。1990年获中直机关“模范员”称号。1994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获香港“地球之友”等团体颁发的“地球奖”。2006年获首届“中国十大当代徐霞客”称号。1994年他与中国科学院有关科学家合作，发现和论证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成为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者之一。他还是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指导小组成员、中国科学探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协常务理事。先后赴南北两极、南沙群岛、雅鲁藏布大峡谷、柴达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巴丹吉林大沙漠等地探险。已出版《探险家札记》等专著20部。现年67岁的他，又活跃在科普讲坛上，足迹遍及云南、广东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演讲近400场。仅2011年就演讲78场。出于对家乡热爱，2012年9月，他借探亲机会，又主动到母校——铁岭县镇西堡小学为孩子们作科普演讲。
“不安于悠闲舒适，偏爱上山河苦险。如果说追问和发现是人类征程不懈的进取，张继民在天地间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险滩、危崖、荒漠、孤川，走笔天下，他把漫漫旅途的跋涉，绘制成一条灵魂朝圣的路线。”
——这是2006年5月18日，白岩松在首届“中国十大当代徐霞客”评选颁奖会上，充满感情地读出的组委会给获奖者张继民的颁奖词。
张继民惊险丰富的履历、创下的一个个奇迹和跨越的纪录，在记者心中刻画出了一个形象：他应该有着大漠胡杨般坚定而奇崛的姿态，他应该有着独行侠客般悲怆而傲然的神情……甫一见面，却是一位儒雅学者：一袭白衫，深色西裤，款式简单的眼镜。他的朝气与从容，态度的谦逊与友好，出乎意料。没有我所想象的那样，哪怕一丝沧桑，一点傲气，他平静淡定得波澜不起。
不去说他一次次惊心动魂的历险过程，亦舍去他走笔天下后如何撰写一本本专著，仅仅限于描述他的创新精神及其硕果。也许，这本不是他的新闻本行，但他做了，且取得了多项成功。他以新闻工作为支点，去探索和发现未知的世界；他以自身的努力实现个人梦想；并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在曾经的教科书中，提及世界第一大峡谷，无不谓之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直到1994年，这一谬误才得以纠正。
1994年初，张继民与中国科学院两位科学家合作，发现、论证和确认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成为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者之一。二十世纪末这一世界性重大地理发现，源于他的一次写作。
1993年10月，由中日两国队员组成的科学探险队赴雅鲁藏布大峡谷探险，日本队员武井义隆和只也靖在漂流帕隆藏布江时，由于水势汹涌，他们所乘小艇刚一下水就倾覆了，人也被冲走。结果只也靖获救，武井义隆失踪。新华社高级记者张继民为了写这一探险故事，需要了解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的山势、水温、冰山、植被等等。当他阅读题为《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水气通道初探》论文时，开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平均深5000多米，是世界上罕见的”语句，引起了他的注意。细细研读，论文中详细描写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形成几百公里长”、“峡谷平均深度在5000米以上”。这时，好像一股强大的激流猛烈地冲撞着张继民的心房。在他的记忆中，当时有世界第一大峡谷之称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深度在2000米左右，比雅鲁藏布大峡谷浅多了。凭借敏锐的新闻嗅觉，张继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科学新闻，继而又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地理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极有可能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这让张继民夜不能寐。内心的兴奋、对真相的探求，让他决心把这一重大地理科学发现化为现实。张继民先后把这一发现向《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水气通道初探》论文作者，他所熟识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地理学家杨逸畴作了通报，请他们合作考证。电话中，张继民认真又诚恳地对高登义说：“如果是世界第一，我们一定不要放过，这可是中国的财富啊！”要对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否是世界第一大峡谷进行论证，单单拥有5000米深度数据未免单薄。峡谷有多长、最窄的地方是多少米？怎样形成的？较精确的深度是多少？实地勘测者的感受是什么？均需要予以探究。
1994年4月16日，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否是世界第一大峡谷论证会在北京中关村召开，与会的有刘东生院士、高登义、张继民、杨逸畴等，他们首次确认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第二天，张继民通过新华社以独家新闻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重大地理科学发现。1998年经过测绘专家努力，进一步获得雅鲁藏布大峡谷精确数据，最深6009米，长为504.6公里。国家测绘局公布称，世界著名峡谷排序是：中国雅鲁藏布大峡谷、尼泊尔葛利根德格大峡谷、秘鲁科尔卡大峡谷、中国虎跳峡、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而今，雅鲁藏布大峡谷成为西藏最为知名的景区之一，亦是世界游客向往圣地。张继民强调，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并非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科学家与新闻记者共同合作的成果。
2007年4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并授权，国家测绘局和建设部联合公布了我国第一批19座著名风景名胜山峰高度数据。国务院新闻办就此专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人们可曾知道，这一重大举措首先得益于张继民的一纸建议。
在张继民记者生涯中，采访国家测绘局已有20多年，使得他对国家测绘政策比较熟悉。还有他热衷于科学探险，游历过很多名山大川。基于这两方面经历，让他多年来格外关注山峰高度。
张继民回忆，一次他登上广州白云山，在山顶上仅看到一个由混凝土构筑的二级水准点标桩。有的游人问，这里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大家对视后，无人答得上来。当时张继民想，倘若这里设置一个高程标记牌该有多好。“由此想到，我去过国内部分名山，均缺少这样的高程标记牌，不知给多少人留下了同样的遗憾。”一个想法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在国内名山设立高程标记牌，不仅给游人以明确的高度概念，也是一景，同时宣传了测绘科学。
2001年５月８日，张继民以“建议设立国内名山高程标记牌”为题，向时任国家测绘局局长陈邦柱致信，提出建议。张继民写道：“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渴望登临国内各大名山。为了更有效地宣传测绘事业，让人们了解自己所登名山的海拔高度，建议国家测绘局协同各省局，在国内主要名山各设一高程标记牌。”陈邦柱收到建议后，作出批示给以支持。只是，这一建议和批示没有得到有效贯彻。2005年底，张继民又以“维护《测绘法》三十二条的尊严”为题，吁请国家测绘局重视和解决国家重大地理信息发布存在的问题。为了证实问题严重性，张继民列举四个例子。一是有的非专业测绘人员擅自在报纸上宣布发现帕隆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三大峡谷，公布其数据。二是山东省旅游部门在一次出版中试图改变泰山高程数据。三是广西乐业县随意公布世界级天坑数据。四是贵州省越级发布黄果树瀑布“身高体宽”数据。这，均有违测绘法律与规范。
佳音传来。时任国家测绘局局长鹿心社在张继民建议书首页作出批示，感谢他对测绘事业的关心和关注。国家测绘局决定全面测绘国内名山高度，就此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测绘局发出统一的技术规范文件。接着各地测绘局纷纷行动起来对所辖名山进行施测。首批获得19座名山高程数据后，进而演化为重大新闻的产生与公布。
实际上，国家测绘局将其纳入测绘的名山高程共有70多座。随着工作进展，国家测绘局又相继公布了第二批31座名山高程、第三批24座名山高程，加在一起共74座。当我们以后登上祖国任何一座名山，依着高程碑摄影留念之际，可不要忘记，这有我们铁岭人的贡献。
2005年9月，中国首幅个性化定制地图——《张继民远征路线图》出版了。所谓“个性化定制地图”，突出的就是“定制”二字，即出版社根据顾客需求制作的地图。这个创意是怎样产生的呢？
张继民说，萌生出版属于他自己的地图的心路路程其实很简单。自1987年5月，张继民受新华社指派，随同“向阳红5号”科学考察船赴南沙群岛从事科学探险采访，之后又去了南极、北极、青藏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巴丹吉林大沙漠等地。高山、沙漠、江河、草原、森林与湿地……20多年间，每次归来，张继民都会在一幅办公桌面大小的中国地图上，用彩笔勾勒出他所走过的路径，留作回顾、备忘、甚至欣赏。
当张继民看到他这幅草图所展现的行止，由于笔迹粗细不匀、颜色混乱、重要地点注记大小不同时，觉得若将其变为一幅正规出版物，看上去必然线条醒目，一目了然，拥有保存价值。
我国出于政治和历史教学需要，以前曾为孔子、徐霞客、孙中山和四位名人出版了个性化地图。但从来没有为普通百姓出版过个性化地图。张继民心里也有犹豫：“我作为一个拥有众多个人地理信息的客户，地图编制出版部门愿意去为我量身定制地图吗？”
但他转念一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寄情于名山大川，投身于国内外人文景观的探险者、旅游者在不断增加。当这些人走过了很多难以忘怀之地，回眸自己走过的路途，以及那些刻骨铭心的际遇，最能有效浓缩空间、时间，具有直观与美感的个性化地图，显然是一个高雅的富于时代感的文化需求。
他为此联系中国地图出版社，其创意居然得到认可。张继民给相关编辑提供详尽的行止地点、路线延展文字资料。他先是分省，再在省内按时间顺序写出每次到达这个区域的行止时间与地点，终于整理成一万余字的题为“昨日征尘——张继民远征大事记”。这些文字就印在地图背面，以充实地图内容。
摊开这张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个性化地图，蓝色线代表他乘巨轮在太平洋、印度洋、南大洋、北冰洋海路航迹。红色线代表他乘汽车游走四方的行迹。绿色线代表他乘飞机的航空行迹。紫色线代表他乘火车旅行的行迹。主图是中国地图，在空间相对空阔的西北地区，适当插入了张继民在那里拍摄的照片。主图外左或右下方空间，配置了小图，是张继民探险采访时所经过的重要路线及地点，有远征南北极路线图、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图、南海诸岛图、雅鲁藏布大峡谷探险图。
张继民不仅仅是我国首个拥有个性化定制地图的记者，也是首个拥有个性化定制地图的中国人。《张继民远征路线图》的出版，添补了地图出版部门为普通群众出版个性化地图的空白。对此创意，张继民的感受是：创新，对任何人都是有机会的，关键是要有独立的思考，还要有冲破旧思维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临到1987年春节，张继民又思考起利用春节做何种采访。“我考虑到，每年到大年三十接近12点大钟寺钟声敲响的时候，北京烟花爆竹就激烈燃放起来，噪声之大，把临街住户的电视响声都淹没了。很明显，这是物理噪声带来的恶果。针对这个不文明行为，可否采访报道一下呢？”
他先后给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和从事物理噪声研究的北京市劳保护研究所打电话询问，双方都表示没有从事过爆竹噪声研究。
按说专业人士都没搞过这方面研究，记者也就作罢，但是张继民觉得这个报道题目颇有特点，放弃太可惜。长期与科学家打交道的张继民对大概的研究过程是了解的，知道要获得环境物理噪声，关键是要获得环境噪声和单个爆竹噪声这两方面数据，有了这些，就有了报道根据。于是张继民萌发奇想：自己测试！
随后张继民给时任北京市劳保所副所长方丹群打电线元钱作为“课题经费”，再派一个年轻的助理研究员与自己一起去测北京春节爆竹噪声。“方丹群同意了，给我派来一位叫邵斌的年青人。”张继民跟邵斌商量：“你拿方所长拨给的100元钱买烟花爆竹，先在你们所里放，测试麻雷子、二十响、闪光炮等，看看它们的噪声究竟有多高。”经测试，麻雷子噪声是129分贝、闪光炮是130分贝、大大查鞭125分贝、电光中吉炮128分贝。然后在大年三十夜里，两人一起上街测环境噪声。他们手持从研究所里借来的精度很高的噪声测试仪，到了菜市口、宣武门等地段。为获取有效数据，纷纷戴上摩托车驾驶员头盔，哪里燃放得激烈就往哪儿冲，笑称这是“冒着人民的炮火前进”。按规定，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夜里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而这些地区燃放鞭炮时，环境噪声都在100分贝以上。按照科学家的说法：这样的噪声，对儿童、少年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耳聋。对老年人会引发心脏病。除了噪声污染，还有燃放爆竹产生的烟雾污染及其大量碎纸垃圾。仅在北京广场，放完鞭炮，要用很多清洁车去清扫。
大年初一，报道经新华社播发后，第二天被《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刊登。由此引发北京一些媒体呼吁北京到了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了，以建设一个文明的首都。从此，北京逐步转入到整个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然后又延伸到国内其他大城市。在北京，而今又归到春节城区部分时段和部分区域禁放。
能想到吗？中国燃放爆竹2000多年，其噪声数据竟是由一位记者和他的合作者首次获得。
退休后的张继民没有闲赋在家，2009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积极投身于公益科普演讲。为探索科学奥秘而历险，为采访科学家的奋争精神而不拒苦难，张继民希望通过讲述这些科学知识，让更多学生及其相关人士开阔眼界，了解自然，热爱自然。
2003年初，张继民在北京举办了他的三极探险摄影展。开幕式上，张继民（左）与影展资助方——德国友人石蓓雅女士在一起。
对于他，这又是新的征程。经过严格专业科普演讲训练，张继民有了多个供需求方任选的演讲题目。如“南北两极十大差异”、“旅游遇险与科学对策”等。每次演讲前，他都将演讲内容制成PPT。甚至同一演讲题目，也分成小学、中学、大学不同版本。以前他最怕给小学生上科普课，讲不好下面就乱。但经过历练，他知道怎样“对付”这些小顽皮们了：授课生动、有趣，寓教于乐。开场3分钟，就牢牢地吸住他们了。
仅2011年，他就前往云南、广东、浙江、山西、山东、江苏、辽宁、湖北、宁夏、内蒙古、北京11个省、市、自治区的33个市、县，演讲了78场，全年下来，直接受众达36000多人。人数最多一场是在山东临淄二中，有近3000多人。为了保证拎起电脑就出发，张继民的行包总是处于备用状态。
对于从事科普演讲的动力，张继民说：“我国国民科学素质明显弱于西方发达国家。国家要强大，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我就是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还有，每每到了中、小学生会场，面对着一双双求知的眼睛，我看到了我付出的价值。”